关于陈文芳教授夫妇之离开中国，这里再写几句。人们可能会问他已经担任了中国流变学会的主席怎么不久又离开了中国去加拿大。其实他离开北大，离开中国也是出于不得已。

    陈文芳（Chan Man Fong)教授夫妇是是富于理想主义,正义感和献身精神的人，他们对美式的资本主义和霸权倾向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毕生献身于发展第三世界的科学文化。他们曾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生活和导师的挽留，去非洲任教。他们也考虑到今后身世颠簸，商定不要孩子，把他们的爱用来培育天下的孩子。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他们满腔热情,义无反顾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前文已有较详细叙述。到80年代后期，国内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波折，也对当时引进的外国专家有一定的波及。当时北大政策调整，不再续签工作合同。我们曾为此突变对我国流变学事业的影响深感忧虑，也曾经做过努力，钱人元先生还通过政协向上反映，也考虑过是否来科学院，最后没有成功。这已经是20多年以前的事了，在此也不必细究和批评什么。此事不免使人感到发展一门新创交叉学科的不易和脆弱；国外引进的专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 ‘弱势群体 ’。当时条件下,他们来为中国服务，确实作出了牺牲，把四五十岁这一生关键的最宝贵的时光贡献在中国，一旦国内不能继续雇用，马上处于无助状态，再回到国外，经济上求职上都要克服许多困难，更重要是一种失败的折磨。他本来是从来没有想到,来了中国以后还会离开，按他的原话，他是准备把骨头埋在中国的。他去加拿大舍布鲁克大学后，继续在流变学与化工数学方面发表多篇文章与两部专著 （90年代初我与他在加拿大还有过合作，一起发表过两篇论文）。 不过到加拿大非其志向，也不能人尽其材，因为他们的志向是为第三世界服务。果然不久他们又到非洲津巴布韦国立大学任教，后来那里搞种族“革命”，排斥外人，迫于局势动荡，又回到了加拿大工作，但还是回绝了美国那边的聘任。

    一个理想主义又脚踏实地的战士，需要足够的韧性以保护自己的智慧，不一定要像典型故事里那么悲壮。亏得他们来中国时在英国留了一点房产，离开中国后还能在加拿大安个家，做到无怨无悔，继续奋斗；再去非洲时，留着加拿大的房子，使自己晚年能自立。

    陈先生夫妇现在在加拿大舍布鲁克，过着比较安静清贫的退休生活。但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减，陈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希望纠正一些西方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偏见，夫人吉赛娜博士在研究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史，在祝他们健康幸福的同时，也期待他们还有作品问世。

    写下这些，为自己心安，也希望后人对过去有所体会。现在中国变了，来华的专家和海外归国学者有更多优厚的待遇和社会的尊敬，但毕竟文化是只能渐变的， 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问题，希望各方面背景的人都能相互理解和珍惜，坚持一种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